“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不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 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 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不会真演一场《窦娥冤》吧？”
“不仅好玩，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 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不是‘连锅儿端’吗？”
“不是抄来的？”我说，“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不说了，闭眼睡一会儿吧。”
“不脱，给他开瓜（扒光）！”
“不脱就叫他自作自受吧！”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不知死的鬼，梦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陆鲁山，甩过了话来，“依我看，无论你过去 是龙还是凤，都准备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当一辈子‘地球修理工’吧！”
“部里工作需要我！”
“采访。”
“采访什么地方？”
“常看报纸吗？”
“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
“唱支《船夫曲》吧！”
“抄家了吗？”
“出不了！”我说。
“出于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