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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片,四片,八片,然后扔进废纸篓

样子、这让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他把汽车道上的空气滤清器拿开。“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样的飞盘。”刚才泰德实事求是地说,那时他正骑着自己的三轮车绕它打转,维克把身体斜过去,用螺丝刀指了指化油器。
他把书架里所有的书都扔了出来,边扔边诅咒说它们都带上了买它们的那个人的粪臭味。他捡起卷筒纸臂架,从肩上扔出去,砸中了壁炉上的一面镜子。
他把速度提到五十五英里,希望能早点到波特兰,还可以看到一场州网球赛。总地来说,今天很棒。商人先生会不会还没收到他的纸条炸弹?不,他今天当然会收到。漂亮!斯蒂夫想,笑了出来。
他把它捡起来,抽出一支。他的手仍然抖得很厉害,他们没有互相看着对方。这很糟,多娜想,我们应该互相看着。但她无法第一个去看。她感到惊慌,羞愧。他只是惊慌。
他把它捡起来,打开了前门——如果他像坎普那样先试试厨房门,他就可以直接走进去了。多娜蒙罗克堡的大多数人一样,在关门问题上总是很马虎。
他把它紧紧握了一会儿,然后让她拿过去了。
他把它拿起来,吃了一小口,又放下:“妈,我想库乔病了。昨天我碰到它时,它看起来病得很厉害,我绝对没有撒谎。”
他把它扔到一边,一下子扒住她的赤裸的肩膀头。她扭过头来面向着他,她的双眼中只有一片空白,一团迷雾,她的头发蓬乱,就像一个女巫。她瞪着他……摇了一摇头……然后就走开了。
他把它拽出来,看到那是他为让泰德安心睡觉而写的“恶魔的话”。那张薄纸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有两处有明显的折痕,而且已经被汗水渍得模模糊糊的了;在油汗最深的地方,那张纸几乎都透明了。
他把她带到楼上。
他把头转回他的画。
他把香烟扔到了一边。
他把斜停的两行卡车一辆接一辆排到房间的一边,然后上楼。他去了窗口边。地玩这个没有名字的游戏已经有了好一会儿,膝盖已经开始疼了。
他把信拿起来,在手上翻动着,下班前轻松快乐的心境里隐隐地起了一丝波澜。在他思想深处,有一种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突然、强烈的愿望—一要把信撕成两片,四片,八片,然后扔进废纸篓里。
他把信斜靠向窗台上,自己靠回椅子,感觉完全好了。今晚又可以写作了,他确信无疑。
他把袖子挥了一下就把留言给擦了,然后他写上了一行正体大字:
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儿,使劲调整着自己,不让自己散了架。
他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又滑向她的乳房,捏着它,“来吧,”他说,“我很淫荡。”
他把一只手放在仪表板上支撑住自己,那只手好像是在一个一英里长的手臂的末端,“我看不见他。”甚至他的声音也很遥远,回荡着。
他把衣橱门关紧,然后用椅子抵住它。回到泰德的床边时,爸爸还在笑,但眼种已经严肃了。
他把纸条从口袋里拿出来,翻来翻去,没有打开它,只是看着天空中漂过的那只红飞盘。
他悲痛欲绝,表情呆滞,精神近乎崩溃,他深深地相信,他的最低级的意识告诉他,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他本可以告诉她她是一直都把泰德的安全放在首位的;告诉她她没有跑向门廊是因为她担心要是那条狗在路上咬死了她那泰德该怎么办;告诉她这条狗的围堵进攻在使她精疲力竭的同时,也耗尽了它自己的体力,要是她早点用球摔打库乔的话,那结果也许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即使在最后,那条狗也几乎要把她咬死。
——他必须报告警方。不管其他事怎么样,不管老加利的眼睛怎样在黑暗中瞪着天花板,不管他的血的气味怎样地和金银花让人恶心的甜味混在一起,他要报告警方。
他并不是一个傻子,当他对安迪·梅森的点对点分析感到不耐烦(他处理过弗兰

  他不知道他所期待的是什么,但绝不会是眼前

克·杜德的恐怖事件,从那些案件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毫无逻辑可言)的时候,他自己也在下意识中非常确信地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同意梅森的看法,即特伦顿家的那个女人和她的儿子在这儿的可能几乎没有。但无论如何,那辆车确实在这儿。
他不会承认——现在她好像不在——他本想给她整个春天她都一直都在渴望的那种滋味。不管怎么说,一路从西布鲁克升到罗克堡的路上,他都处在半刻起的状态,直到现在才懈下去。
他不能肯定,他不愿意肯定,他害怕真会那样……那时他的婚姻就完了。
他不能确切说出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也不能肯定他自己是不是真想知道。和布莱特·坎伯一样,他也能明白地读懂地漂浮于其上的那条父母河的流淌。就在最近,他感觉那条河里有黑色的漩涡,有沙洲,可能就在表面下还暗藏着陷讲;他感觉那里有急流,瀑布,有任何东西。
他不是狼人、吸血鬼、食尸鬼,或不可名状的从魔法森林或大雪覆盖的荒原里出来的什么家伙,他只是一个名叫弗兰克·杜德,有精神和性问题的警察。
他不是在脑海里听见泰德的声音,而是真真实实地听见了那声音,那声音尖厉、孤寂、可怕,一个飘忽忽的声音正从衣橱的里面发了出来。
他不想把这事和母亲说,所以他把注意力放在戴比,那个照看他的人身上。
他不想被留在戴比身边。她对他怀有恶意,总是把收录机放得高高的,等等,等等。知道这些都无法说动母亲后,泰德不祥地暗示说戴比可能会枪杀他。
他不知道他所期待的是什么,但绝不会是眼前的一幕。他曾经很害怕,可是当他看见他的妻子——那真的会是多娜吗——站在车道里那一堆扭曲稀烂的东西上面,用某种洞穴野人用的棍棒一类的东西东一律西一棒地揍它……这场景把他的恐惧变成了一股鲜明制亮的恐慌,让他无法思考。
他参与清理过弗兰克·杜德留下的三堆东西,其中有玛丽·凯特·汉德拉森的尸体,她是在共同城的音乐台被强奸后杀死的。
他差点儿摔倒了,然而他抓住了门边总算站稳了。
他吃着,但安静而小心,不时看着她,今天早上哪儿似乎深埋着一颗地雷,一触即会爆炸。
他冲澡,刮胡子,吞了几颗维他命,又回到卧室穿衣服。大双人床空了,他叹了口气。和多娜度过的这个周末不太愉快……实际上,他不得不诚实地承认,他这一生中再也不愿意过这样一个周末了。在孩子面前,他们还是保持着正常的、快乐的面孔,但维克觉得自己像是在出席一次假面舞会。他不喜欢边笑边感觉脸上的肌肉如何工作。
他出去的时候会碰上什么人。是的,他肯定会,就像已经预先安排好的那样。某个快乐的妻子会看到他涨红的脸,瞪出的眼睛和胡穿一气的牛仔裤,她会吓得大惊失色。
他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大家庭。

你好,屋里有人吗?

他小便,关灯,又上了床。
他写道:
他需要洗头了,她胡乱地想着,这让她又想起约翰逊的“不再流泪”,它平稳地立在卫生间的架子上,等着什么人把它头朝下翻过来,倒出一、两盖子液体,再倒进一只握成杯状的手掌里。
他迅速把牛仔裤拉上来,拉紧拉链(拉链的小金牙几乎咬上了他阴茎的头——那会是一场大笑,好了),他跑向门,边跑边重新系紧皮带扣。
他迅速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奔特尔钢笔,从面前的小杯子上抽了一张餐巾纸,沙沙地写着:
他迅速站起来,看见一条巨大的狗出现在谷仓门口。
他迅速转向那声音,他忘了头痛,忘了心脏卡喀卡哈的轰鸣,忘了胃痉挛。已经有很长时间他的脑海中没有重现法国战争中的幻景,但是现在他有了,突然间他的思想在尖叫:德国人!德国人!全班卧倒!
他眼中有一种仔细的、测量着什么似的目光,这种目光她不能理解和评价。他好像刚从远方回来,“不,他伤不了我,他只是个小孩。”他把头伸向她,“我的表弟,是吗?”
他要告诉父亲,父亲会告诉兽医,也可能父亲就会自己动手为库乔做些事。
他要去旅行,这让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激动不已。只有他和母亲,他感觉这会是一次很好的旅行,在意识深处,他很高兴父亲没有一起去,他会自由自在,用不着费尽力气去遵照某种神秘的男性理想活着,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达到了那种理想,但他连理解起来都很困难。他感觉很好,难以置信地好,难以置信地充满生气。
他也微笑了,他的微笑很克制。但是沙绿蒂觉得那总比一点微笑也没有要好。
他一把抓住那只扬在空中的棒球棒,用力把它从她的手中夺了下来。
他一遍遍回忆着他和多娜之间说过的每一句话——他一遍遍地回忆,他在脑海中听着那些话,细细琢磨着话中的每一丝细微差别。
他一步两级地飞奔上楼进了他们的卧室,卧室在二楼楼梯平台的左边。他感到时间非常紧,门铃可能马上就要响,或什么人——大概是另一个幸福的妻子——会从后门探头进来喊道(就像他那样),“你好,屋里有人吗?”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里,一生中第一次,他的感情和思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过了一会儿,他到谷仓后面去找库乔,他压低着声音叫它——他的父母仍在睡觉,他知道声音在晨雾中会如何传播。但哪儿都没有找到库乔。
他一直努力信守诺言,做得相当好,也有很少时候他没有做到,沙绿蒂和乔就会默不出声地把狗弄脏的地方清洗干净。后来乔发现,对库乔袖手旁观已经不太可能,它长大后(而且它长得真它妈快,很快就变成乔预想的那种吃饭机器了),已经完全成了坎伯家的一员。它长成了一条忠实的好狗。
他衣橱的门荡开了。它荡开时他看见里面有个东西,只一秒钟然后他就玩命向通向厅的门逃去。
他衣橱的门荡了开来,慢慢地,稳稳地,一张死灰色的嘴在黑暗中露了出来;一寸,一寸,一尺,一尺。
他已经把皮带解了下来,用手拿着带扣的一端,让皮带拖向地板,前前后后地晃着。
他已经对这个游戏厌倦了。他把卡车放回玩具箱里,很响地关上,希望她能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下楼去看八频道的《硝烟》。他站起来走向门口,又停下,转眼看向“恶魔的话”,入迷了:
他已经过度脱水,他大汗淋漓,大量的电解质、氯化物和销透过他的汗水渗出体外,而一直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补充进来。他身体内部的防御系统一步步后退,现在他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了。他的生命已经变轻,不再紧紧地沉浸在他的血肉之躯里,生命已经开始颤抖,一阵轻风吹来,它就会脱离这副皮囊向天堂飞去。
他已经见过那张斯蒂夫·坎普曾经踩上去的全家合影了,从那上面地看到了一位漂亮干净的头发盘得齐齐整整的女士,就是那种你在街上遇到了要瞟上两眼,而第二眼一般带上一点儿柔和的观赏味道的女士。
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眼泪就要流了出来,然后他感到它在他的脸上流了下来,“是坎普干的。我肯定是坎普干的,噢,我的天,如果他抓住他们怎么办?”
他已经让自己确信,在特伦顿家的打砸不是一种半疯的嫉妒的愤怒的行为,而是一场无政府革命——他摆脱了一对中产阶级肥猪,正是这类肥猪让法西斯霸权者只要胡乱交一点税和电话费就得以轻易地继续当权。这是一次勇敢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正义的愤怒。这是他说“权力属于人民”的方式,在他所有的诗作中,他都一直试图

斯神志清醒,却开始爬枯木堆了。爬到一半

攀登着,吗?”
路易斯轻声说:“然后他们认定这个坟场变坏了,土地发臭了。”
路易斯确实抱住了妻子,他做得很好,但他觉得像个骗子,他脑子里想着怎么能让妻子的泪水变得使自己更能有利地说服她去芝加哥。做得好,小伙子,好吧,嘿——嗬,让我们走吧。
路易斯让风吹着自己的脸颊,听到门关上的声音,脚下装着丘吉尸体的垃圾袋子沙沙作响。
路易斯让盖基喝粥时,粥里只放一点糖。像往常一样,盖基又是像在到处乱抹粥,而不是在吃粥。
路易斯忍不住问:“难道人们没有文件记录吗?”
路易斯仍然大笑着喊道:“保密。”他感到惊恐,但恐惧也止不住他的大笑。他想到自己把床单放进洗衣桶绝对是最好的举措。丹得丽芝太太一周五天来给他们打扫卫生、洗衣服。瑞琪儿永远也不会看到那些脏床单,而等到她把床单铺回床上时,床单已经干干净净的了。路易斯想也许丹得丽芝太太可能会跟瑞琪儿提起这事,不过,他又觉得不可能。丹得丽芝太太可能会对她丈夫小声议论克利德夫妇在玩某种奇怪的性生活游戏,不是用颜料画着玩,而是用泥巴和松针而已。
路易斯仍然记得那天晚上随之而来的梦和梦游的情景,不过现在看来就像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或是像看过的电视剧。就跟他六年前在芝加哥曾去嫖过一次妓女一样,“都是些不重要的事,就如过眼烟云,不过留下了一种不和谐的回音。他根本不再想帕斯科在临死前说过或是没说过什么了。
路易斯如释重负般地想,让这一切都过去吧,是的;不过帕斯科死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路易斯心里仍在纳闷,不过他马上止住了自己的思绪。
路易斯嗓子中又有种想叽叽咯咯地笑的感觉,不过他还是把它压了下去。这个帕斯科真的说过宠物公墓吗?这个帕斯科真的提到了他的名字吗?这些事使他不知所措,使他无所适从。不过他脑子里已经开始逐渐出现了一种保护意识。肯定帕斯科说了些别的话,路易斯当时又惊又怕,一定误解了那些话,况且,帕斯科也许像他当初想的那样,只是发出了些声音而已。
路易斯扫视了一下盖基坟边的土,心里一阵恐惧。不知不觉中,他用自己的手指画了一个个同心圆。他用手指在泥土里抓了几把,将螺旋形的圆圈抹掉。然后匆匆离开了悦目墓地,感觉自己像是侵犯了他人的土地似的,想象着自己可能被人看到,因此在每个道路转弯处他都停一下,看看是否有人。
路易斯沙哑着嗓子低声对乍得说:“上帝,它到底是什么?”
路易斯沙哑着嗓子说:“够了,我听够了。”
路易斯上楼后发现瑞琪儿找出了一大堆衣服,床上、椅子上、衣架上到处都是,窗户下摆了一排鞋子,像列队的士兵。她好像能慢慢地装好这些衣物,路易斯看出这些东西至少得装三个衣箱,但是他觉得跟她争论也没意义,于是他全力以赴地帮助瑞琪儿收拾起来。
路易斯伸出手来,开始轻轻地抚摩着尸体包裹,就像盲人在摸索着想确定手里是什么东西一样。终于他摸到了一个突出的东西,一定是盖基的鼻子,然后路易斯把包裹放正了。
路易斯伸手到儿子腋下把他抱起来,茫然觉得儿子的腋窝很热。他抱着孩子让儿子趴在他的肩上,好像要用拍背的方法使婴儿打嗝似的,然后路易斯自己猛地向后一顿,带着儿子向前一倾,盖基的脖子像被击打了一下似的,接着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大叫,不再是那种打嗝般的哭泣声了,嘴里吐出一大堆固体食物,喷洒在地板上和梳妆台上。盖基又开始大哭起来,声音很大,连成一片,但对路易斯来说却像听到了音乐一样,因为那样哭需要吸进许多氧气。
路易斯伸手去推墓地大门,心里想着,一定是锁着的,但门没锁。也许现在锁还太早呢。不过他们锁这个门只是为了不让醉汉、破坏公物的人和十几岁淘气的孩子们闯进来。掘墓人的故事已经不再发生了。右边的大门吱钮一声开了,路易斯向身后看了一下,确信没人看到他后就走了进去。他随手关上了门,听到了门闩咔哒落下的声音。
路易斯伸手想抚摩一下丘吉,寻求一些安慰,但小猫从马桶盖上跳下来,摇摇晃晃地走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走之前,小猫用那黄绿色的眼睛看了路易斯一眼。
路易斯伸手要搂住妻子,但瑞琪儿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出来,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到楼上去吧。”
路易斯伸手抓出一支注射器,他必须行动迅速,他身子底下的东西滑得像条鱼,而且不管他怎么压那只拿着手术刀的手腕,它就是不松手扔下手术刀。它的脸好像在波动在变化,即使在他看着它的时候。那东西的脸一会变成了乍得的脸,死气沉沉地盯着人看的样子;一会又变成了帕斯科那凹陷的毁坏了的脸,眼睛在滚动着;一会儿又像照镜子似地变成了路易斯自己的脸,苍白而疯狂的样子;接着又变成了林子中的那个怪物的脸,长长的下巴,死气沉沉的黄眼睛,伸着长长的带尖和鳞片的舌头,龇牙咧嘴地发出咝咝声。
路易斯神志清醒,却开始爬枯木堆了。爬到一半时,他觉得脚下一动,听到了奇怪的吱吱嘎嘎的声响。
路易斯声音微弱颤抖地问:“你是谁?你是谁?”
路易斯试着尖叫起来,世界慢慢地旋转着消失了——但他仍然能听到月光下骨头的碰撞声。
路易斯是对的,我们不应把小猫给阉割了,从那时起它就没有正常过。但路易斯说阉割后,小猫就没有那种进攻的本能了。不管怎么说,他错了,丘吉仍然捕食,它……
路易斯是在殡仪馆的办公室里打电话的,打完电话,他出去时路过东厅,看到厅里的人几乎全走了,只有瑞琪儿的父母低着头坐在前排的椅子上,好像要在那儿坐一辈子似的。
路易斯手里抱着儿子的尸体,站在车后,左右为难,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正在这时,他听到有一辆车开了过来。路易斯想也没想,抱着儿子走到车的司机座的一边,打开门,把包裹放在了旁边的座位上,然后跑到车后把行李箱盖盖上了。路易斯接着听到了几个醉汉的声音。他钻进汽车,坐在方向盘后,发动了汽车。他正要伸手打亮车的前灯时,突然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要是盖基在包裹里的样子是脸朝后,身子向前弯着膝盖和屁股地坐着,沉陷的眼睛望着车子的后玻璃窗而不是前面的车窗该怎么办啊?
路易斯手痒得直想揍她,他紧紧用手抓住自己的腿,控制着自己。

们一家开车穿过街道来到这儿

的信息,等吉姆说完后,瑞材,准备吊
还要想到盖基。盖基还在外边,某个地方。
还有的地方小路几乎被灌木丛挡住了,灌木丛的树枝不断地挂住路易斯大衣的肩部。他不停地换手拎着装着死猫的袋子和铁锹,但肩膀的疼痛还是在持续。他走路的步伐逐渐有节奏,而自己也几乎被这节奏给催眠了似的。是的,这个地方有种魔力,他感觉到了。他想起高中时自己和女朋友以及其他几个人去野外玩,走到了离发电站不远的路上。刚到那不久,他的女朋友就说她想回家或去别的什么地方,因为她的牙齿全疼起来了。路易斯自己没走,待在发电站附近使他感到又紧张又清醒。现在他就有这种感觉,只是更剧烈了,而且也没什么令人不适的。这是——
还有些别的问题,但路易斯最后的回答确实结束了新闻界的采访。路易斯坐在办公室里,想把一天来发生的事理个头绪,或者说想埋藏掉一天里发生的事。他和查尔顿正在检查学生得病情况分类,有23个得糖尿病的,15个癫痫病患者,14个患截瘫的,还有得白血病的、脑中风的、肌肉萎缩症的,一个盲学生,两个哑学生,还有一例得了镰形血球贫血的,这种病例路易斯从没见过。
孩子正疯狂地边抓挠着自己的脖子,边狂叫着。路易斯迅速接过儿子,翻过他的身子,看到孩子的脖子侧面鼓起一个白色的疙瘩。他的连衫裤裤带上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轻轻蠕动。
好吧,假设比尔在他儿子最初下葬后的第四天……不。要是他做错了,时间不对的话,保守点说,三天后,假设迪姆是7月25日复活的,那从他死去到复活中间有6天,这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也可能有10天之久,而对盖基来说,到现在才只有四天,时间对于他来说已经荒废了不少,但跟把迪姆埋进米克迈克坟场的时间间隔来比还短得多呢。要是……
好吧,今晚上过来,我们再痛饮几杯。
接着楼上传来了一声痛苦的呻吟,声音很低,像是充满了痛苦,这是乍得的声音,肯定是乍得的声音。他在浴室里跌倒了,也许是绊倒的,摔断了条腿,或是扭伤了大腿,也许;老人的骨头都易碎,你还在这里想什么,傻女人,站在这儿,紧张得像要上厕所似的呢。丘吉身上有血,血,乍得受伤了。而你就只知道在这儿健站着!你怎么了?
接着路易斯又跟瑞琪儿聊了几分钟,没提丘吉,然后互相说了声“我爱你”,路易斯挂了电话。
接着路易斯又注意到校医院的救护车从停车场开了出去。这使路易斯感到有些不快和吃惊。校医院的装备几乎可以诊治各种需短期治疗的疾病或情况,有三个设备齐全的检查治疗室,两个住院病房,每个病房里有15张病床。但没有手术室或类似手术室的地方。万一有重病或严重情况,就得用救护车把伤员或重病人送到东缅因州医疗中心去。路易斯第一次来学校,助理医师史蒂夫领他参观学校医疗设施时,曾给他看过两年来令人骄傲的使用救护车的记录,只有38次……要是考虑一下这个校区里就有一万多学生,而全校学生几乎有近二万,这个记录还是不错的。
接着那东西移走了,消失了。
接着女儿带着睡意的迷乱的声音也随之响起:老师说只要他说“出来吧,”也许那个坟地里的每个人都会出来的。
接着史蒂夫看到了什么东西,就在他的眼角的余光一扫的刹那间,差点就错过去了。
接着是餐具室的门被打开了的声音,壁橱打开又关上的声音,罐头起子开启东西的声音,最后传来了车库的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再后来房子又空荡荡地矗立在五月的阳光下,就像去年八月那样空荡荡地等着有新的住户入住似的——像等着将来某天有其他的新住户来住似的,也许是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妇,没有孩子。他们可能喜欢喝葡萄酒和啤酒,丈夫可能负责东北银行的信贷部,妻子可能是个有牙科卫生学文凭的女士,或是个有三年经验的验光师助理。丈夫可能要劈柴生壁炉,妻子可能梳着马尾辫在温顿太太的田地里拣干草做放在餐桌中央的装饰品。他们根本不知道头顶的上空有一个看不见的老鹰在盘旋。他们会为自己不信迷信而自豪,他们可能会跟朋友们讲着笑话谈论着阁楼里的鬼魂,他们大家都会再喝些葡萄酒或啤酒,他们会玩十五子游戏或别的什么。
接着他的确碰上了什么东西,是旅行轿车的后保险杠,疼痛从划破皮的小腿一下传遍了全身,使得他眼里涌出了泪水。他抓住腿揉着,像只苍鹭一样单腿而立。不过至少他知道现在自己在哪儿了,他脑子里又出现了车库里的布局,另外,他对黑暗适应后的视力也恢复了,周围一片紫色。他现在想起来了,他把猫放在屋里了,当时是因为不想摸它,不想抱起它把它放出去——
接着他感觉到头顶上有什么在动,一种刮擦而过的东西走起路来也不那么雄赳赳的了,现在它走路的样子像是康复中的病人似的慢腾腾的、小心翼翼的。艾丽甚至可以用手喂食给它,它也不再表现出想出去乱跑的样子了,甚至连车库都不想去。丘吉变了,也许丘吉变了会更好些呢。
克兰道尔带着那种狡黠的微笑看着路易斯,说:“当然,一只出奇大的蜂王,不是吗?”
克兰道尔点点头:“当然,你们都累了。”他看了一眼瑞琪儿,“克利德太太,为什么您不带着孩子们到我们家坐会儿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抹点苏打,减轻疼痛。我妻子也很想认识你们呢。她不太出门,最近两三年她的关节炎变得严重了。”
克兰道尔取来钥匙时,路易斯也找到了自己的那串。原来汽车小储藏柜上有条缝,装钥匙的小信封掉到金属线架里了。他弄出钥匙,开了门,让搬运工往房子里搬东西。克兰道尔把另一串钥匙也给了他。钥匙拴在一个旧的、已无光泽了的链子上。路易斯谢了老人,漫不经心地把钥匙放进口袋里,看着搬运工搬运着那些箱子、梳妆台和衣柜等等他们结婚十年来积攒的东西。看着这些东西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有的还要丢掉,他想,不过是箱子里的一堆破烂,突然,他心头一阵忧伤和沮丧——他想也许是人们所说的想家的感觉吧。
克兰道尔说他看到他们一家开车穿过街道来到这儿,接着好像有点手忙脚乱,所以他来看看能不能帮点忙。
克兰道尔耸耸肩膀说:“不管怎么说,我一直住在这儿。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参了军,不过,我去的离欧洲最近的地方是新泽西州的贝扬纳。那是个龌龊的地方。即使在1917年时,那也是个龌龊的地方。回到这儿我真高兴。后来我娶了诺尔玛。我在铁路上工作。我们至今仍在这儿。不过就在这儿,在路德楼镇,关于生活,我已见识了不少。我当然见识过不少。”搬运工们在遮阳棚入口处停了下来,抓着绑着路易斯和瑞琪儿的大双人床的盒子上的绳子问:“克利德先生,我们把这个放在哪儿?”
克兰道尔走起路来腰板挺直,步子轻快,像个60岁的人,而不是80多岁的人。路易斯第一次对老人有种淡淡爱的感觉了。他看了老人一会儿,然后和搬运工一起上楼。
坑挖出来了,大约2英尺宽,3英尺长,路易斯想,对一只猫来说,这可像辆卡迪拉克车了。挖到30英寸深的时候,几乎每挥一下镐,都会刨到石头,迸出火花,路易斯把镐和锹放到一边问乍得可以了吗?乍得走过来粗略地看了一眼说:“我觉得可以了,不过主要还是由你来定。”
空气中仿佛也有光亮,他敢发誓有点温暖的感觉。他能看到乍得稳稳地在他的前面走着,肩上扛着镐,那镐更加强了一个要埋宝藏的人的形象。
枯木堆又动了起来,路易斯开始向下爬,他的衬衫下摆从裤子里拉了出来。他安然无恙地下到地面,拍了拍手上的枯树皮,走回到通往自己家的小路上。在家里,孩子们睡前还要听他讲故事,妻子和他在孩子们睡下后还要喝会茶,而丘吉只有一天的时间,明天就要被阉割了。
哭声还在继续……重物还压在他的胸口上。
来吧,来吧,来吧,让我们从这里出来,让我们别再把你塞进行李箱里了。
来吧,走到小路上……沿着小路走,看看小路到底伸向何方。我们这儿有东西要给你看,史蒂夫,这种东西你在湖林区的无神论者协会里是从没人告诉过你的。
兰迪的回答声在呼啸的消防车笛声中几乎听不清楚,他说:“一只死猫。”
蓝色大货车的车门一响,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几个搬家公司的人,向他们走来。
老板,我当然不会,我干吗要做这种蠢事呢?
老人大笑着说:“你再来一听,医生。”
老天!老天!这猫趴在我身上!噢,上帝,它就趴在我身上!
老天,什么使得你如此害怕?让这些想法滚蛋吧!
两个护士抬着为脊椎和颈部受伤的人准备的担架笨拙地进来了,查尔顿跟在她们后面,说校警马上就到。说年轻人是在跑步时被汽车撞了的。路易斯想起早上上班的路上跑在他的汽车前面的两个跑步的人,他的心里一紧。
两个人默不作声一起向路易斯家走去,到他家的汽车道时,风声大作,路易斯默默地把镐递给乍得。

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

大家嘲笑他们是夫妻,也自视为夫妇。十三四岁的时候逃荒,路上被父母卖到同一个大户人家,看他们的名字以为是兄妹,乡下孩子也不敢多说。内外隔绝,后来四宝收房作妾,三宝抑郁而死。四宝听见这消息,才哭着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的婢媪,说一直还想有这么一天团聚,现在没指望了。长嚎了几声,跳楼死了。转述这件新闻的人下评语说:“异哉此婢,亦贞亦淫,不贞不淫。”惋惜她死得太晚。纪昀总算说他持论太严,不读书的人,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
又有一种丑陋的老头子叫“诺姆”(gnome),住在地洞里守矿或看管宝藏,像守库神一样,会吓唬人,使可怕的事故发生。也像一群艾尔夫看守一罐子金子,窖藏的主题屡次出现,使人联想到太平天国的藏镪、北非维希政府埋藏的金条,都是战败国藏匿资金的传说,引起无数掘宝的故事。显然原始人在土地被占领后,转入地下,也有他们珍视的东西埋在地里。至于矿藏所在地,古代部落本来都秘不告人,沦陷后也许仍旧暗中守护,吓退开矿的人,或者暗加阻挠,也不一定是老头子出马,也就是天生老相的小黑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否来自日文,我觉得不妥,太像“伤感的”,分不清楚。“温情”也不够概括。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优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体的情感。另一个解释是“感情丰富到令人作呕的程度”。近代沿用的习惯上似乎侧重这两个定义,含有一种暗示,这情感是文化的产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夸张强调。不怪郁达夫只好音译,就连原文也难下定义,因为它是西方科学进步以来,抱着怀疑一切的治学精神,逐渐提高自觉性的结果。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袁枚。遣兴文内提起这故事里伍太太的女儿称母亲的表姊为“表姑”,而不是“表姨”,可见“两人除了表姊妹之外还有婚姻的关系——两人都是亲上加亲的婚姻,伍太太的丈夫是她们的表弟,旬太太的丈夫也是‘亲戚故旧’中的一名。”
原来小赞私会的是苏冠香的大姐小青。相等于“诗婢”的诗僮小赞,竟抛下举业,与情人私奔卷逃。那次约会被撞破,琪官代为隐瞒,想必是怕结怨。苏冠香是小小姨身份,皇亲国戚兼新宠,正如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琪官虽然不知道冠香向韵叟诬赖她与孙素兰同性恋,一定也晓得她是冠香的“眼中钉”(见回目)。再揭破丑闻使冠香大失面子,更势不两立了。那神秘人物是小青,书中没有交代,就显不出琪官的机警与她处境的艰难。
原来这辟坎岛土地肥沃,四季如春,位置在热带边缘上,因此没有热带岛屿恼人的雨季。以前住过土人,又弃之而去,大概是嫌小,感到窒息,没有社交生活。西方有个海船发现这小岛,找不到港口,没有登陆。克利斯青看到这段记载,正合条件,地势高,港口少,容易扼守,树木浓密,有掩蔽。而且妙在经纬度算错了几度,更难找。到了那里,白浪滔天,无法登岸,四周一圈珊瑚礁,铁环也似围定。只有一处悬崖下有三丈来长一块沙滩,必须瞄准了它,从一个弯弯扭扭的珊瑚礁缺口进去,把船像只箭直射进去,确是金城汤池。
原文是“啊?”本应写作“啊(入声)?!”追问逼问的叱喝。但是因的熏陶
在香港期间,张爱玲深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会见,社会上的传言也少,她已还原为一个平实的居民,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曾让她经历战事的香港,在“太平盛世”的生活里,却没有传奇性的新作问世。
在香港一家小西装店里看见过劳莱哈台的泥塑半身像,非但不像,而且恶俗不堪,尤其是那青白色的肥脸。上海西装店的模特儿也不见佳,贵重的呢帽下永远是那笑嘻嘻的似人非人的脸。那是对于人类的一种侮辱,比“沭猴而冠”更为严重的嘲讽。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在一片赞美之声有加的金色氛围中,有一篇署名“迅雨”的文章,发表在张爱玲经常发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早本各各不同的结局又有“罗生门”的情趣。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造  人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倒不是因为“后生可畏”。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我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在战后的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譬如说,苏雷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
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站在麻绳跟前,竹篱笆底下,距我一丈远近,有个穿黑的男子,戴顶黑呢帽,矮矮个子,使我想起“歇浦潮”小说插图中的包打听。麻绳那边来了三个穿短打的人,挺着胸,皮鞋啪啪响——封锁中能够自由通过的人,谁都不好意思不挺着胸,走得啪啪响——两个已经越过线去了,剩下的一个忽然走近前来,挽住黑衣人的胳膊,熟狎而自然,把他搀到那边去了,一句话也没有。三人中的另外两个人也凑了上来,兜住黑衣人的另一只胳膊,洒开大步,一霎时便走得无影无踪。
张:(颤抖着)真冷!不行,我一定要伤风了!

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然而内地和本埠的

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们不甚熟悉的一批观众,他们所欣赏的影片也有讨论的价值。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死,炸弹落在对街。
我觉得可能有个较简单的解释:夏威夷人称神话中的矮人为“下等人”,因为矮人曾经被奴役,是下等人。非洲也有小黑人,躲在刚果森林里很少露面,但是对当地的黑人一向臣服。黑人不但体力优越,已经进化到铁器时代农业社会,小黑人打了猎来献上野味,交换香蕉铁器陶器。夏威夷人当初在东南亚,与小黑人也许是类似的情形。夏威夷神话里的矮人只肯做夜工,那是被迫服役,而又像非洲小黑人一样怕羞,胆怯避人,所以乘夜里来砌墙筑路。如果是这样,那么“棉内胡尼”这名词有一个时期兼指小黑人与下层阶级,因为二者是合二而一的。塔喜堤人移植夏威夷,失去联络后,语言分别发展,各自保存了“棉内胡尼”两个意义中之一,另一失传。这样似乎也还近情理。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
我进中学前,有一次钢琴教师在她家里开音乐会,都是她的学生演奏,七大八小,如介绍我去的我的一个表姑,不是老小姐也已经是半老小姐,弹得也够资格自租会堂表演,上报扬名了。交给我弹的一支,拍子又慢,又没有曲调可言,又不踩脚踏,显得稚气,音符字字分明的四平调,非常不讨好。
我久已熟悉这部书,但是直到译它的时候才发现罗子富黄翠凤定情之夕,她是从另一个男子的床上起来相就的。在妓院里本来不算什么,但是仍旧有震撼力,由于长三堂子的浓厚的家庭气氛——么二的“妈”就不出现,只称“本家”,可男可女——尤其是经过翠凤那一番做作之后。此外还有几处像这样极度微妙的例子,我加的注解较近批注,甘冒介入之讥。
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作主角。
我看的是普及本,没有序,所以直到最近看见李察浩的书,船员名单上没有白颜,才知道原来没有这个人。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所有白颜正传的部分都特别沉闷乏味:寡母请吃饭,初见布莱;母子家园玫瑰丛中散步谈心;案发后,布莱一封信气死了美而慧的母亲;出狱回家,形单影只,感慨万千,都看得人昏昏欲睡。
我看见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公众游泳池的小照片,两个青年都比较像中国人。我没问,但是汤尼总也是他们这第三世界的人——在中国的欧美人与中国人之外的一切杂七咕咚的人,白俄又在外。
我看见我捧着厚厚一大册的小字石印本坐在那熟悉的房间里。
我看苏青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
我可从来没跟他提起过。夫妻吵架,别人不应当插一脚。我后来倒是跟索蕾妲说过。我告诉她她做错了事,她要是不改过,以后我不去着她了。我说不应该当着我的面吵架。夫妻要吵架,应当等没人的时候。“
我立在凳子上,手撑着箱子盖看了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当然,恋爱与结婚是于他们有益无损,可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
押着他回村,杨已经占了克利斯青的房子,女人都聚集在那里。亚当斯的妻子替他求情,土人放了他,走了。
亚当斯识字不多,叫杨教他读书。杨已经患了严重的哮喘病,杨死后他能念祈祷文,带领一群妇孺做礼拜,兼任家长与牧师。耶稣受难日是一个星期五,复活节前从一个星期三起禁食四十日。他热心过度,误以为每星期三、星期五禁食。土女都是“大食佬”,因此一到中年都非常胖,但是对他这件虐政竟也奉行不误。
亚当斯这样虔诚的教徒,照理不打谎语。如果前言不对后语,当是因为顾念亡友——杨生前也已经忏悔了——而且后来与外界接触多了点,感觉到克利斯青现在声誉之高,遗孀绮萨贝拉却曾经失身于杀夫仇人,尽管她是不知道内情——女人孩子们都不知道。可能最后两次非官方的访问,他都顾忌较多,没提杨在幕后策动。两次访问中间隔了四年,六十几岁的人记性坏,造出来的假话一定出入很大。孩子们听见的难免又有歧异。
亚当斯自动向官方交代辟坎岛上的一系列血案,总该是据实指杨主谋。两个军舰舰长的报告,是否在三十年间所谓“一切现存的记载”之列?从十九世纪初叶英政府的立场看来,杨唆使土人屠杀自己的同胞,是个“英奸”,影响白种人的威望。还有共妻,虽然只限土人之间,却是白人分派的,克利斯青脱不了关系。实际上,威廉斯有句话值得注意:“你们有你们的‘太峨’,有你们的孩子,我什么都没有。”显然他们将同居的女人视为“太峨”而不是太太。是后来的洁本顾体面,而且在荒岛上也大可不必注重形式,才径称之为妻。李察浩因之,那是按现代尊重异族妇女的观点。这才有“共妻”“换妻”耸人听闻的名目。但是就连这样,当时如果传出去也已经不成话,世外桃源成了淫窟,叛舰英名扫地。于是把那两份报告隐匿了起来,还有那美国捕海狮船长的那封信,想必也找出来对过了,证明亚当斯的自白属实,一并归入秘密档案,直到本世纪七十年间,殖民主义衰落,才容许李察浩看到。
亚土若谈他们离异的经过,只怪她脾气大,无理取闹,与小姨子挑唆。直到后半部她两个妹妹附带提到,才知道她和他感情有了裂痕后也屡次有外遇,他有一次回家捉奸,用小刀子对付她,她拿出他的手枪,正要放,被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子弹打中她的手指。她告诉法官是他开枪,判监禁六个月。他实在制伏不了她,所以不再给钱,改变主张想靠她吃饭。原来他是为了隐瞒这一点,所以谎话连篇,也很技巧,例如本是为了捉奸坐牢,他说是回家去拿手枪去打死一个仇人,索蕾妲劝阻夺枪,误伤手指,惊动警察,手枪没登记,因此入狱。
亚洲附近没有真正的黑人,所谓“海洋洲黑人”如所罗门群岛人并不鼻孔朝天、厚嘴唇,头发也不一定是密卷,也有波浪形或是直头发。亚洲小黑人头发却与非洲大小黑人一样。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armfulsisbet-terthannoarmful。”)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先生作保。
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移居美国纽约。最初由朋友介绍,在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借居,救世军是以救济贫民而出名的,因此投奔那里居住的不是穷愁潦倒的醉汉,便是寡居无双的胖太太们。张爱玲在此来往的,也仅是她旧时的好友炎樱以及极个别美国女人。在这样简陋的住处,张爱玲还请胡适来住处一坐。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张爱玲得到EdBwar*洌停幔颍悖模铮鳎澹欤欤茫铮欤铮睿男醋鹘苯穑诙录浒崛ィ茫铮欤铮睿诘呐τ⒙字荨U飧鲂醋骰鸹嶂饕俏骷姨峁┮桓霭簿病⑹媸实幕肪场T谡饫铮虐嵊黾怂牡诙稣煞颍疲澹洌椋睿幔睿洌遥澹瑁澹蚶笛畔壬@笛疟日虐岽笕辍J且桓龊苡胁牌拿拦缱骷摇5币痪哦吣昕驮亓质保胫肪缂也祭诚L爻趸岵⑾嘟唬哟顺晌嬷唬灾滤拿衷蝗衔遣祭诚L氐谋拭@笛攀且晃患胁呕淖骷遥杏胨献鞴闹破撕偷佳菸薏辉尢荆睦吓笥研量死场ち跻资恳苍ぱ运嵋灰钩擅K且桓雎砜怂贾饕宓男磐剑谡吻阆蛏霞嵝怕砜怂贾饕濉*一九五六年八月,张爱玲与赖雅相识半年后结婚。这与张爱玲的第一次婚姻恰如正反两极。胡兰成反共到投敌叛国,而赖雅信仰共产主义到不相信任何有损于共产党的传说。从表面上看,这是极其矛盾的,但从这里,却反映出张爱玲对政治的一贯淡漠,她注重的是一个人的才华与情趣。赖雅是一个热情爽朗、外向型的人,这在性格上与张爱玲的内向封闭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张爱玲能很快与赖雅结婚,除了赖雅本身的魅力,其它则只能说是缘份了。
一颗彗星划出一个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张爱玲不是彗星,但她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代精文、精品、精人。她的短暂却又夺目的创作生涯,好比她最爱用的词汇,一个美丽而又苍凉的手式,它给人一种回味,一种启发,如她自己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一面在画,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会失去那点能力。从这里我得到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一年后又有密谋,这次瞒着所有的女人与梅纳黎。土人没有枪械,但是杨与亚当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有人提倡汉堡里多搀黄豆泥,沾上牛肉味,吃不出分别来。就恐怕肉太少了不够味,多了,牛肉是肉类中胆固醇最高的。电视广告上常见的“汉堡助手”,我没见过盒面上列举的成份,不知道有没有豆泥,还是仍旧是面包屑。只看见超级市场有煎了吃的素腊肠,想必因为腊肠香料重,比较容易混得过去。
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红灯,骑行时但见红圈滚动,流丽之极。
有时候南宫幌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有时候她也是逗着他玩,或是温柔地凝视着怀中的他,可是旁边总仿佛有无数眼睁睁的看戏的。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呵哎,姑娘啊”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有一天宓妮请炎樱吃饭,她又叫我一块去。在一个广东茶楼午餐,第一次吃到菊花茶,搁糖。宓妮看上去二三十岁,穿着洋服,中等身材,体态轻盈,有点深目高鼻,薄嘴唇,非常像我母亲。一顿饭吃完了,还是觉得像。炎樱见过我母亲,我后来问她是不是像,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大概没有我觉得像。
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有一张静物,淡紫褐的背景上零零落落布置着乳白的瓶罐,刀,荸荠,慈姑,紫菜苔,篮,抹布。那样的无章法的章法,油画里很少见,只有十七世纪中国的绸缎瓷器最初传入西方的时候,英国的宫廷画家曾经刻意模仿中国人画“岁朝清供”的作风,白纸上一样一样物件分得开开地。这里的中国气却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画面上紫色的小浓块,显得丰富新鲜,使人幻想到“流着乳与蜜的国土”里,晴天的早饭。
有一阵子,外间传说苏青与她离了婚的丈夫言归于好了。
有一阵子我常看日本电影,最满意的两张是《狸宫歌声》(原名《狸御殿》)与《舞城秘史》(原名《阿波之踊》)。
有一尊断头的石像,显然有追兵打到这里来。但是结果辟坎岛并没有人要,可见还不及复活节岛,真是一块荒凉的大石头,一定连跟来的塔喜堤人都过不惯。也不怪克利斯青一直想回国自首。
有因得“重赂”而辍笔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动听的故事,《桃李争春》不难旁敲侧击地分析人生许多重大的问题,可是它把这机会轻轻放过了。《梅娘曲》也是一样,很有向上的希望而浑然不觉,只顾驾轻车,就熟路,驶入我们百看不厌的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梅娘匆匆忙忙,像名人赴宴一般,各处到了一到——她在大雨中颠踬,隔着玻璃窗吻她的孩子,在茅庐中奄奄一息,终于死在忏悔了的丈夫的怀中,在男人的回忆里唱起了湖上的情歌。合法的传奇剧中一切百试百验的催泪剂全在这里了,只是受了灯光的影响,演出上很受损失。
有这么一秒钟,琨托、邱吉尔都怕克利斯青真会软化——他已经一再让步,自愿把小船拖到岛上。
又,草地上生一圈菌类,叫“仙环”(fairy ring),是一群小仙人手牵手跳圆舞,像“步步生

既无所闻知,也绝无好奇之心

、勾心斗角呀,都恨入骨髓,这种恨就维持了我的自由、独立,除了我的心灵有种种依恋而外,就没有其他束缚。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既无依靠,又无家庭,只坚持我的原则和义务,所以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而且,两年来我退隐在孤寂之中,不通消息,断绝世务,对一切外事既无所闻知,也绝无好奇之心,所以我虽住在离巴黎四里约的地方,却由于我不闻不问,就仿佛住在提尼安岛上,和这个京城远隔重洋。
虽然我在她身边已经感到了那些异常的冲动,但我先还没有觉察到我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是在她走了以后,当我开始想朱丽的时候,我才吃惊地发现,我想来想去都只能想到乌德托夫人。这时候我的眼睛睁开了,我感到了我的不幸,我为此而哀叹,但是我还料想不到这个不幸将要产生的许多后果呢。
所有这些分心的事,原本可以根治我那些虚幻的爱情,而这也许是天赐的一个办法,以预防这爱情的悲惨后果。然而我的恶星宿占了上风,我刚能勉强出门,我的心、我的脑子、我的脚就又走上原路了。我说原路,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因为我的思想,狂热程度稍有所减,这次是回到现实世界来了,但是我把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门类里最可爱的事物都选择得太苛刻了,以至这种精华事物之虚幻性丝毫不亚于我抛弃了的那个幻想世界。
所有这些来往关系都是被迫开始和被迫维持下去的。在这些关系之中,我不应该漏掉那、温柔和羞涩。她那副小面孔再可爱、再有趣不过了,它给人引起的感情也再温馨、再纯洁不过了。本来么,她还是个孩子,还不到十一岁呢。元帅夫人觉得她太羞涩了,总是想方设法鼓动她。她有好几次允许我吻她,我就带着我平时那种闷闷不乐的样子照办了。别人处在我那时的地位会说出许许多多好听的话来,而我却和哑巴一样待在那儿,窘迫万分;我也不知道究竟谁最害羞,是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呢,还是我自己。有一天我在小府第的楼梯上遇到了她:她刚去看戴莱丝,保姆还在跟戴莱丝说话。我不知对她说些什么才好,便提出给她一吻,她心里是一片天真无邪,所以也没有拒绝,她当天早晨还奉祖母之命,并且当着祖母的面,曾受到我的一吻呢。第二天,我在元帅夫人床头朗读《爱弥儿》,正好碰上我不无理由地批评我头天所做的那种事的那一段。她觉得我那种想法很正确,并且还对这一问题说了些很合情理的话,这就使我脸红起来了。我多么咒骂我这种不可思议的愚蠢啊,这种愚蠢常使我显出一副卑鄙有罪的样子,而其实我只是笨拙尴尬而已。在一个大家都知道不是没有智慧的人身上,这种愚蠢甚至会被认为是假装出来的辩白。我可以发誓,在这可能受到指摘的一吻中,和其他各次的亲吻一样,连阿美丽小姐的心灵和感官也不比我更加纯洁;我甚至还可以发誓,如果我当时能够避开她的话,我是会避开她的,并不是因为我不乐意看到她,而是因为我临时找不到一句好听的话来对她说,因而感到尴尬。一个人连国王的权力都不怕,一个小孩子就能叫他胆怯吗?究竟如何是好呢?脑子里连一点临机应变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办呢?如果我勉强去跟遇到的人们说话,我就准要说出傻话来。如果什么话都不说吧,我就是个恨世嫉俗的人了,是个野性难驯的禽兽了,是只狗熊了。索性完全是白痴倒于我还有利些;可是,我在交际方面所缺乏的才能反把我所具有的才能变成毁灭我的工具了。
她走后,蒙莫朗就加紧了他的暗中活动。而那些无知小民也就不知什么叫作节制了。我依然继续安安静静地在叱骂声中散步;对植物学的爱好是我在狄维尔诺瓦博士跟前开始染上的,为我的散步添上了一种新的兴趣,使我走遍各处,采集植物标本,对那些无聊的人的叫嚣毫不在意,而我这种镇静又只能更激起他们的狂怒。最使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或者号称为朋友的人们的家属,竟也相当公开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例如狄维尔诺瓦氏一门,我那伊萨贝尔的父兄,还有就是我的那位女友(我住在她家)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迭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白痴,是个傻瓜,做出事来又十分粗暴;为了避免生气,我只好拿他开一个玩笑,我用《小先知书》的文体,写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题为《号称通天眼的山中皮埃尔梦呓录》,在这个小册子里,我诙谐地向当时被人用作主要借口来迫害我的那些奇迹开火。贝鲁把这篇稿子叫人在日内瓦印出来了。这篇文章在此地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讷沙泰尔人,也体会不了雅典式的风趣,体会不了幽默,只要玩笑开得稍微微妙一点,他们就领略不出了。
特目布莱神父这个人,我有点认识,但见面不多,一七六0年六月十三日他写信给我(丁札,第—一号),对我说,他的朋友兼通信对象福尔梅曾在他的报上把我致伏尔泰先生论里斯本灾难的信印了出来。特吕布莱神父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印出来的,并且以他那种奸巧虚伪的作风,问我对于重印这封信的意见,却又不愿把他自己的意见告诉我。我最恨这种耍滑头的人,我理该向他致谢的还是向他致谢了,但是采用了一种严峻的口吻,这种口吻他感觉到了,却并没有挡住他又给我花言巧语地写了两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为止。
提到晚上,我记得已经说过我不在府第里用晚餐,这在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确是事实;但是,因为卢森堡先生不吃午饭,甚至在席上连坐也不坐一下,结果我在他家已经好几个月,已经很熟了,还没有跟他在一起吃过饭。承他好意,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就使我决定当客人不多的时候,偶尔也在那里吃顿晚饭。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们吃午饭几乎就在露天,并且如俗话所说,屁股不沾凳子,而晚餐却因为作了漫长的散步回来,人们乐于利用吃饭时间来休息一下,所以吃得时间很长;又因为卢森堡先生很贪口福,所以很精美;还因为卢森堡夫人殷勤招待,所以很惬意。要不是这样解释一下,人们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有一封信的结尾几句话(丙礼,第三六号),他说他回想起我们的散步,总是感到滋味无穷,特别是,他又补充说,晚上回到院里,我们看不到高车驷马的辙迹——这是因为,每天早晨有人用耙把院子里的沙耙平,扫除车辙;所以,根据沙上痕迹的多少,可以判断下午来的客人多不多。
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人倒了霉,仿佛任何勇敢行为都成了罪状。同样一件事,孟德斯鸠做了,人家就赞美,我做了,就只能引起呵斥和责难。我的作品印出来后,我刚收到一批样本,就寄了一本给圣朗拜尔,因为他头天晚上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充满最缠绵的友情的信给我呢(乙札,第三七号)。请看他把赠书退还给我时的这封信吧(乙札,第三八号):
通过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暗中指责,我感觉到这套计谋的初步效果,却不可能知道、乃至不可能推测到那些指责的内容究竟如何。德莱尔在他历次的信里都对我说,人家把许多罪恶都栽在我的头上;狄德罗也告诉过我,不过更加神秘些;而当我向这两个人追问的时候,又都不外乎上述的那几条罪状。我在乌德托夫人的历次来函中感觉到她对我逐渐冷淡了。我又不能把这冷淡归咎于圣朗拜尔,因为圣朗拜尔还以同样的友情继续给我写信,甚至远行归来后还来看我。我也不能归咎于自己,既然我们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分手后在我这方面除搬出退隐庐外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搬出退隐庐,她自己也觉得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并不肯承认,但是我的心是骗不过去的——我既不知道何所归咎,就对一切都感到惴惴不安了。我知道她是极端敷衍她的嫂子和格里姆的;因为他们俩跟圣朗拜尔都有关系;我生怕他们俩在捣鬼。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又揭开了我的疮疤,使得我写起信来总是牢骚满纸,竟至叫她完全讨厌我的信了。我隐约望见无数令人痛心的事,却又一点也看不清楚。我陷入了对一个想象力极其敏感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境地。如果我一直是完全孤独的,如果我索性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会平静一些的,但是我的心仍然是旧情难舍,而我的仇敌们就抓住我这点旧情,造成无数的口实来攻击我。透进我的幽居的那点微光,我只能看到人们瞒住我的那些神秘勾当的黑暗。
同样是对江湖医生的信任,先葬送了孙子,又为祖父挖掘坟墓;这里除对医生的迷信外还加上一种讳言衰老残疾的畏怯心情。卢森堡先生本来隔一段时间就感到大脚趾有点痛,他在蒙莫朗西犯过一次,害得他失眠并且有点发烧。我大胆说了痛风这个词,卢森堡夫人还骂了我一顿。元帅先生的侍从外科医生硬说不是痛风,并且用止痛膏把患处包扎起来。不幸得很,痛真是止住了,再痛的时候,当然还是用那个曾经止过病的老办法;体质亏了,病痛厉害了,药剂也就随着加强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明白了,确实是痛风,便反对这种妄想奏效的医疗。人家却瞒住她照医下去,几年之后,卢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过失,由于他固执地要把自己医好而死了。但是不要把许多不幸的事提前说得太早吧:在这个不幸之前我还有多少其他不幸的事要说啊!
韦尔得勒迈看他一个人不能打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来帮腔;这些人,有的是比埃纳市和邻近地区的,也有的就是伯尔尼邦的,其中就有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退居瑞士以来就一直要跟我攀交,而同时他的才能和思想也使我感到他这人很有意思。但是,比较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同时也比较更有分量的,是法国大使馆秘书巴尔泰斯先生的敦劝,他跟韦尔得勒迈一起来看我,极力怂恿我接受韦尔得勒迈的邀请,他对我显示的那种热烈而好心的关切,真令我吃惊。我本来一点也不认识巴尔泰斯先生,然而,我看他说的话倒很热情恳切,觉得他是真心实意要说服我在比埃纳市住下来。他在我面前把这个城市和居民夸得冠冕堂皇,他表示他和他们相处得太亲密了,以至他好几次竟在我面前把他们称为他的恩主、他的父老。
韦尔得勒迈立刻忙着给我找房子,把一个丑陋的小房间在我面前吹得象个意外的新发现似的;这个小房间是在四层楼的后楼,对着一个院子,院子里供我赏目的是一个麂皮商人的一汪臭水。我的房东是个矮子,一脸贱相,相当狡猾,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荡子,又是个赌徒,在地方上名声很不好;他既无妻室,又无儿女,更无仆役。我凄凄凉凉地将自己关在那个孤寂的房间里,可以说是身在世界上风景最佳的地域,而住的却是不到几天就能闷死人的小屋。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尽管人家对我说当地居民怎样热心,要留我作客,我打街上过的时候,却在他们的态度中看不到一点对我客气的表示,在他们的眼光里也看不到一点亲切的神情。然而,我已经完全决定要在那里待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也看到而且还感觉到该市正酝酿着一场针对我的可怕的骚乱。有好几个献殷勤的人卖乖讨好地来通知我说,明天就要以尽可能最严酷的方式给我下达一道命令,限我立刻离开国境,也就是说离开市境。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了,所有挽留我的人都已散去,韦尔得勒迈不见了,我也听不到人家说巴尔泰斯了。而且他在我面前给自己拉上的那许多恩主和父老,似乎并没有因他的嘱托而对我怎样关照。有个叫什么伏·特拉维尔的先生,他是伯尔尼邦人,在本市附近有座漂亮的房子,他倒请我到那房子里去避难,据他对我说,希望我在那里可以免于被人用乱石打死。这个优点似乎没有足够的诱惑力,使我在这个好客之邦继续遗留下去。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就想到以极尽尖刻之能事的方式跟我绝交,并且在信里说,他如何恩厚地顾全我,不,他曾邀我去看他。我在路上听说到里昂去要走弯路,这就省得我路过里昂了。但是,不路过里昂就要路过伯藏松,这也是个要塞,因而也就有同样的不便。我就想不如绕点路经过萨兰,托辞去看杜宾先生的侄子梅朗先生,他在那里的盐场工作,以前曾多次邀我去看他。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梅朗先生,也就用不着停留,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又继续走我的路,谁也没有盘问我一句。
我当然有理由在这时候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指望卢森堡先生的盛情,于必要时为我撑腰,因为他这时候所给我的友好表示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动人。在他复活节来旅行的时期,我因为身体太坏,不能去拜会他,他就没有一天不来看我;最后,他看我痛个不止,使极力劝我让科姆修士来诊视;他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居然有勇气——在一个达官贵人身上,这种勇气的确是稀罕而又可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动手术,而那次手术既使我疼痛难堪,又费时甚久。然而,所谓手术不过是探测而已;不过我一直就没有被探测过,即使是莫朗,他试了好几次也都没有成功。科姆修士的手法既轻又巧,无与伦比,他使我剧痛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总算插进了一根很小的探条——我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极力忍住了呻吟,以免惹得那位仁慈而敏感的元帅为我心碎。第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觉得探到了一块大结石,并且把这结果告诉我了;第二次检查,他又没有探到那块结石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仔细又准确地探着,使得我感到时间很长,之后,他宣布说,并没有什么结石,只是前列腺患硬性肿瘤,也比一般人的粗,他发现膀胱很大,情况良好,最后对我说我将来要吃不少苦,活的也很长。如果他预言的第二点也和第一点一样能实现的话,我的痛苦一时还结束不了呢。
我当时还未熄灭的旧情以及他那人的一些真正的优点使我对他还有一些好感,但这点好感也经不起他那样不遗余力的摧残。他待人

如果没有卢梭这一先例

起,对女人就有这种真正的强烈的兴趣。当他沐浴在温馨的感情里时,这一兴趣就使他的叙述充满诗意。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在《忏悔录》第四章里描写他和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一起散步,并因此得到纯洁的精神上的满足那一段文字更美的了:
对于这一点,卢梭回答说:“但愿有人,要是他敢这样说,比我还诚实。”他这样说也许也有理,因为彻底的坦率要求人把自己当作事物来加以客观的观察,但无人能使观察的头脑不走样。讲自己过去历史的作者相信自己的记忆,但记忆却象艺术家和决疑者一样,已经有所选择。作者对他有深刻印象的某些插曲极其关注,但同时却忽略了、而且也根本没有想起过他在很多很多正常情况下所做的事。乔治·吉斯多夫在《发现自我》一书里戳穿了这种手法,他说:“忏悔从来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过,也许是因为现实是如此复杂和纷繁,如此没有终结,以致没有任何描述能重建一个真正忠实的形象……就这点而言,去阅读一本旧的私人日记是很说明问题的。我们打算逐日记下的东西是对日常现实生活的一份最原始的说明,但我们记忆里所保留的却和它一点也不相符……”
而且,要是卢梭不曾提供这样一种供认不讳的光辉先例,那么在一百年之后,纪德在写《如果种子不死》时能如此坦率地表现他那种形式的情欲吗?在纪德的笔下有着更多的保留,在卢梭的笔下有着更多的得意和自满。这是因为纪德是“一个上层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让-雅克则是一个资产阶级下层人物的儿子。在卢梭之前,爱真诚以及一心追求真诚并不是人的天生的感情。在古典作家身上,体面较真实更为作家所重。莫里哀和拉罗什富科都把自己的自白美化了,伏尔泰也不作什么自我表白,所以到了卢梭才出现一个以把一切都说出而引以为荣的人。
二十六日,星期四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这个指控,态度非常温和;如果一个人真不该受到这样的指信,还附有编者的一则按语,是一七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的,说明那封信是在几星期前得自柏林坊间,因系活页印刷,一经散佚即不可复得,所以觉得应该载入他的报纸。
然而,我还是放胆去听凭他摆布,而且我相信冒的危险并不太大。我知道,卑劣的好恶之情只能支配软弱的人,而对性格坚强的人——我一向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判断,按照他的统治艺术,遇到这样的机会是要做出豁达大度的样子给人看看的,而且,真正的豁达大度也并非他的性格所不能做到的事。我认定,卑鄙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点也不可能胜过他对光荣的追求,而且,我设身处地去想,觉得他利用这次机会以他的慷慨大度来征服一个曾胆敢私议他的人,又绝非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怀着充分的信任到莫蒂埃去住下了,相信他是能感到这种信任的价值的;我心里想,让-雅克能把自己提高到与高力奥兰并驾齐驱的地位,腓特烈还会不如弗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然而,我似乎还记得,就是在这个和平的间歇中,即使在我的幽居深处,我还不是十分安静,还不免遭到霍尔巴赫一伙的搅扰。狄德罗就给我引起了一些麻烦;除非我完全记错了,《私生子》一书就是在这个冬天出版的,一会儿我就要谈到这本书。由于后面将会讲明白的种种原因,我那时期的可靠的文件剩下的很少了,就是留下的文件,日期也很不准确。狄德罗写信向来是不注日期的。埃皮奈夫人和乌德托夫人写信也只注明星期几,而德莱尔通常也跟她们一样。当我想把这些信依次排列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摸索着,注上一些大概的日期。因此,我既不能确有把握地确定这些纠纷的开始,我就宁愿把我所能记得的一切当作整个一条写在下面。
然而,也就是这篇作品,尽管它充满了温和气味,也还由于我一贯的笨拙和倒霉,又给自己在文坛上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里维持下去了。马蒙泰尔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因为我一向高傲,不愿把我的作品送给期刊的撰稿者,又因为我这次偏要把我这篇作品赠送给他,却又不要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杂志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写着,不是送给《信使》杂志的主编,而是送给马蒙泰尔先生。我以为我把他恭维得很妙,他却以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那篇长信,写得很有礼貌,但是怨怒之气也很容易感觉出来,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损害我,在他的作品里间接攻击我。由此可见,文人的那种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于应付,由此也可见,你恭维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小心翼翼,千万不要说出稍微带有模棱两可意思的字眼。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踵而来,而且日甚一日。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元帅夫人过从甚密,她一到蒙莫朗西,就派人打听我的消息,并且询问是否可以来看我。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但是没有松口。罗伦齐骑士是孔蒂亲王王府里的人,也是卢森堡夫人的座上客,次年(即一七五九年)复活节到这里旅行的时候,来看了我好几次,我们算是认识了,他敦促我到府里去,我照旧不肯。最后,有一天下午,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只见卢森堡元帅先生到了,后面还跟了五六个人。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办法再推脱了;除非是个踞傲不恭和没有教养的人,否则就不能不去回拜他,并向元帅夫人致意,因为他曾代表元帅夫人向我致意,并且极其殷勤恳切。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朕兆之下,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往来,这种往来实在是我再也推脱不了的,但是在我接受之前,一直就有一种极其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避之唯恐不速。
然而,这一耽搁,就是三天过去了,伯尔尼邦人为了使我离开他们的领土而给我的那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经超过很多了。我领教了他们的狠心,当然免不了感到若干焦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让我穿越他们的国境。这时,尼多的法官先生来了,正好为我解决了困难。他对当政诸公那种粗暴的做法公然不赞成,所以,他以慷慨好义的精神觉得应该向我作一个公开的表白,证明他在这件事里绝对不曾插手,并且不惜走出他的司法区,跑到比埃纳来拜访我一次。他是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来的,不但不是微服出访,而且还要故意张扬一下:坐着自己的专车,带着他的秘书,in fiocchi(穿着盛装艳服)而来,并且送给我一份以他自己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自由自在地穿越伯尔尼邦的边境,不怕有人刁难。他的拜访比那份护照还更使我感动,即使这个拜访的对象是别人而不是我,我也还会为之感佩不止的。为着支持一个横受欺凌的弱者而及时做出的勇敢行为,我真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任何事物能在我的心头产生更强烈的印象。
人的思想若能相当客观,使其能以其他已知条件对自以为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感情加以修正,这样认识自己才有可能。这些条件是:他的出身、童年、阶级以及这些环境使他形成的成见,他的身体状况及由此而受到的局限,使他产生种种反应和欲望的环境,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这一时代里的人的癖好、迷恋和迷信等。我们可以设想,台斯特先生就这样剔除了所有在他身上而又不算是他的东西。但是这么做之后他还能剩下什么呢?对自己的真正认识不就是对世界或上帝的认识吗?
人们关于这部作品给我写的许多信,大部分我都收集起来了,辑成一札,现存那达雅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函件集发表出来的话,人们会看到里边有好些希奇古怪的言论,可以看到意见是如何分歧,说明跟社会大众打交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有一点是人们在这部书里所最忽视、而同时又将永远使这部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的,就是题材的单纯和趣味的连贯。整个趣味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了六卷,没有穿插,没有传奇式的遭遇,而无论在人物方面还是情节方面,没有任何邪恶之处。狄德罗曾大棒理查生,说他的场面千变万化,人物层出不穷。诚然,理查生有他的长处,他把所有的场面和人物的特点都很好地描绘出来了,但是,在场面和人物的数量方面,他与最乏味的小说家同出一辙,他们总是拿大量的人物和奇遇来弥补他们思想的枯窘。不断地表现闻所未闻的事件和走马灯似的一掠而过的新面孔,用这种办法来刺激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但是要把这个注意力经常维持在同一个对象上,又不借助神奇的遭遇,那就显然比较困难了;如果在其他一切都相等的条件下,题材的单纯更能增加作品的美的话,那么理查生的小说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高人一等。在这一方面却不能和我这部小说并驾齐驱。然而我知道我这部小说现在死寂了,我也知道它死寂的原因何在,但是它将来是一定要复活的。
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我的懦弱给我招来的唯一苦脑;我还有别的一些使我同样难受的苦恼,它们却并不是我自己招来的,而只是由于有人要折磨我,好把我从孤独生活中硬拉出去。这些苦恼都是从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一帮那方面来的。自从我住进退隐庐以来,狄德罗就不断地搅扰我,有时是自己出面,有时是通过德莱尔。根据德莱尔拿我在丛林里乱跑为题给我开的那些玩笑去判断,我不久就看出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地把隐士丑化成风流情人了。但是在我跟狄德罗所闹的那些纠纷里,问题还并不在此,这些纠纷还有更严重的原因。《私生子》出版以后,他曾给我寄来一本,我也以对朋友的作品应有的那种兴趣与注意读完了这本书。当读到他附进去的那篇用对话体写的诗论的时候,我很惊讶也很痛心地发现,里面有好些话都是攻击过孤寂生活的人的,这些话虽令人不快,却还能够容忍,但是其中有这样一个辛辣而粗暴、语气毫不委婉的论断:“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这个论断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有两个意义,我觉得其中之一是很正确的,而另一个是很错误的;既然一个人自愿过孤独的生活,他不可能、也不会损害任何人,因此,根本不能说他是恶人。论断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何况作者在发表这个论断的时候,有一个正过着孤独的退隐生活的朋友,那就更需要解释了。我觉得,不论如何推测,这都是引人反感、有亏道义的:或者是他在发表这一论断时忘掉了这个孤居的朋友;或者是,如果他曾想起这个朋友,但在提出这个一般性的格言时,不但没有把这个朋友,而且也没有把那么多自古迄今在隐遁中寻求安宁与和平的受人尊敬的贤人哲士看成是可敬的正确的例外,而竟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有世以来第一次把他们都一笔勾销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目之为坏蛋了。
人们可别以为在这种场合下,我的感官能让我安静,就象在戴莱丝和在妈妈身边一样。我已经说过,这次是爱情,而且是以其全部力量和全部狂热迸发出来的爱情。至于我不断感觉到的不安、战栗、心悸、痉挛、昏厥,我都不去描写了:人们单凭她的形象在我心头所产生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已经说过,退隐庐离奥博纳相当远,我常从安地里那一带山坡边上走过,那里的景色是极其引人入胜的。我一边走,一边梦想着我即将见到的那个人,梦想着她将给我的亲热的接待。梦想着在我到达时等着我的那一吻。单是这一吻,这不祥的一吻,在没有接受之前就已经把我的血点燃起来了,使我头脑发昏,眼睛发花,两膝颤抖,站立不住;我不得不停步坐下来,整个身体仿佛都乱了套,我几乎要晕过去了。我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出门时总是力求分心,想别的事情。可是我还没走二十步,那同样的回忆,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一切后果,就又来侵袭我,绝对无法摆脱;并且,不问我用什么办法,我不相信我有哪一次能逍遥自在,一个人走完这程路。我走到奥博纳时,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简直要倒下去了,站都站不住。可是一见到她,我就完全恢复过来了,我在她身边只感到精力无穷却又不知如何使用的苦恼。我来的路上;在望得见奥博纳的地方,有一片风景宜人的高岗,叫奥林匹斯山,有时我们俩各自从家里走到这里相会。如果是我先到,当然要等她;但是这个等候又叫我多么受罪啊!为了有所自遣,我总是用我带的铅笔写些情书,这些情书,简直是用我最纯粹的血液写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能把一封情书写完而字迹依然可以辨认清楚的。当她在我们两人约定的壁橱里找到这样的情书的时候,她从中看到的,除了我写情书时那副可怜的样子外,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这种样子,特别是拖了那么久,经过三个月不断的刺激和绝望,就使我疲惫得好几年都恢复不过来,最后还使我得了疝气病,将来我是要把它,或者说,它是要把我带到坟墓里去的。我这个人的气质,也许是大自然所曾产生的最易激动、而又最易羞怯的气质。我这种气质的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爱情享受就是如此。我在人世间最后的好日子也就是如此。下面开始的就是我一生中一大串几乎从未间断的灾难。
人们在我的文件里还能找到我方才说的那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也和他一样,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胁着法兰西,使它不久就会崩溃。由于政府措施失当而招来的一场不幸的战争所引起的重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紊乱;行政界的不断倾轧——当时行政权分掌在公开互相攻击的两三个大臣手里,他们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国垮台;人民大众和全国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还有一个顽固的女人,她如果有点头脑的话,也把这点头脑用在个人的好恶上了;她差不多总是把最有能力的人从工作岗位上踢开,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欢心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加在一起证明那位参议员、社会大众以及我个人的预见的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也应该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动乱爆发之前跑到王国以外去找个栖身之处;但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愿意过的这种孤独生活之中,任何风暴都不会打到我头上来的。我遗憾的只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卢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会使他在政府中失去声望的任务。我倒很愿意他在这方面为自己留点儿退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可虑的那样垮下来;就是现在,我还觉得,如果政权不是最后落到一个人手里的话,法国专制政体一定是早已陷入绝境了。
如果是依我一时气愤去行事的话,我一定当时就走了。但是走到哪里去呢?在这入冬之际,既无目标,来了这些字眼来解释的。对“一个有过许多阅历的人来说,当他说出那些丑恶和卑鄙的事时是不会感到恶心的”。现在我们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谈吐的下流已不复为某种身分的人所专有。卢梭激起十九世纪这位批评家反感的大胆,今日看来,似尚嫌不足。
圣勃夫有充分理由来赞赏卢梭就他与华伦夫人的第一次相见所作的迷人的叙述以及它给法国文学带来的新气象。这些篇页向凡尔赛的女读者展承了一个她们前所未知的充满阳光和清新气息的世界,尽管这一世界就近在咫尺。“这些篇页提供了敏感和本性相结合的例子,其中触及情欲的那一小点也是为使我们最终摆脱爱情和唯灵论的十足玄学论调所许可而必不可少的……”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一个能描绘如此纯洁的精神满足的作家,一个能有这种情感的人竟如此缺乏高雅情趣致使读者在读到那个令人厌恶的摩尔人、那个里昂教士或朗拜尔西埃小姐的文字时为他惋惜不已。还有,当华伦夫人已成为他的情妇时,为什么还称她为“妈妈”?
剩下的还有《音乐辞典》。这是个机动的工作,随时可以做,目的只在卖几个钱。我保留随意把它完成或放弃的自由,就看我别的收入总算起来使这笔收入对于我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至于《感性伦理学》,一直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放弃了。
剩下的可能只有沉默了。一束束信件、对霍尔巴赫小集团所作的焦虑的分析、伯尔尼或特拉维尔那些地方的人的偏狭心胸,文学史家对这一切都有一定的兴趣。对热心的读者来说,《忏悔录》的魅力在第十二章里消失了。但是这类读者对让-雅克既不会失去敬仰,也不会稍减赞赏。作品在结束时也象开始时一样,有一段真诚的告白:
使妇女们对我发生如此好感的一点,就是她们都深信我是写了自己的历史,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亚克夫人竟写信给韦尔德兰夫人,托她求我让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个人不可能把他没有体验过的情感写得那么生动,也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把爱情的狂热这样地描绘出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得是对的,的确,我这部小说是在最炽热的心醉神迷中写出来的;但是人们以为必须有实在的对象才能产生出这种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错了;人们绝对意识不到我的心能为想象中的人物燃烧到什么程度。要不是有若干青年时代的遥远回忆和乌德托夫人的话,我所感到的和描写的那些爱情只能是以神话中的女精灵为对象了。我既不愿肯定、也不愿驳斥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人们从我单印出来的那篇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样在这一问题上让社会自己去捉摸的。要求严格的德育家们说我应该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并且我相信,如果没有必要而作此声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使我放弃这个工作的那种种考虑是明摆着的,而我竟没有早日作此考虑,真不免令人惊异。圣皮埃尔神父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或者都包含一些对法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批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太直率了,他发表出来而没有受到惩罚还算幸事。不过,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人们一直把圣皮埃尔神父看作一个宣教士而不把他看作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大家让他随随便便地说,因为都知道谁也不会听他的。如果由于我而使大家听他的话,问题就不同了。他是法国人,我不是法国人;我若是重复他的批评,即使是以他的名义,也会招引人家来质问我为什么管闲事。这种质问免不了有些严厉,但也并非有失公平。幸而我还没走多远,就发现我会贻人口实,决定赶快脱身。我知道,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众人之中,而且那些人都比我有势力,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我永远躲不开他们所要加之于我的祸害。在这方面,只有一件事操之在我,就是至少要使得他们想加害于我就不能不有失公平。这个原则,那时使我抛开了圣皮埃尔神父、后来又时常使我放弃一些比这更弥足珍贵的计划。那班人总是口快,看见人家倒霉就说人家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我呢,平生总是谨小慎微,不让人家在我遭难时能振振有词地说。“你这是自作自受。”如果那班人知道我这样小心翼翼,他们一定会为之惊讶不置的。
使我觉得我的处境更加有利的,就是我怀有这样一种信心:法国政府也许并不怎样看重我,但是它即使不以保护我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光荣,至少也会以不干涉我看成是自己的光荣。我觉得,对阻止不了的事予以宽容,从而拿这种宽容作为自己的一种功绩,倒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巧妙的政治手腕。要知道,法国政府有权做的,不过是把我驱逐出境;如果把我驱逐出境,而我的书还照样能写,或许还写得更少克制,那么,倒不如就让我安安静静地在法国写,把作者留在法国作为对作品的担保。而且,法国政府这样做,就是对国际法表示了一种开明的尊重,从而把全欧洲对它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一扫而光。
事实上一种忏悔只能是一篇传奇故事。要是回忆录的作者是诚实的,在能回忆得起以及正确的叙述下,作品的事实就会和历史的真实完全一致,但感情则是想象的产物。卢梭的《忏悔录》是骗子无赖冒险小说里最好的一部。一切传奇性的素材他都具备:一个放任自流的少年,多种多样的环境,各种性格的人和众多的场面,谈情说爱和旅行,对社会缓慢的认识过程——年过四十而对它还几乎一无所知——,就是这些素材塑造出一个伤感的吉尔·布拉斯,而卢梭在这些方面是什么都不缺的。
是的,是我,仅我一人,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敢于做我要做的事。种种经历、生活、人物写照和性格,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精心构思的传奇故事建立在外在的行动、与之有关的言论以及作者细致的臆测上,而作者更多地致力于炫耀自己而不是在发现真理。他们抓住性格里最鲜明之处,将其与他们臆造出来的东西揉在一起,用这些捏成一副嘴脸,管它象不象呢!没有人能从这上面作出什么判断。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时代的一个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结上的,而是凭我自己的为人交结上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把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来。我还有我的同乡,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还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库安德,当时我觉得是个好孩子,很细心、殷勤、热诚,但是无知,自信心强,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进退隐庐,他就来看我了,过了不久,尽管我不愿意,也没有别人介绍,自己就住到我的家里。他对图画有点兴趣,认识些艺术家。在给《朱丽》制版画方面,他对我还算有点用处。他负责指导插图和刻版,颇能不负所托。
谁能相信啊!这最后一种考虑,原该给所有其他的考虑增添份量的,却反而把它们都抵消掉了!“一段痴情,”我想,“只于我个人有害,那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我难道是个要让乌德托夫人小心提防的轻狂小生吗?别人看到我这样煞有介事的悔恨,不会说是我的殷勤、仪表和打扮在诱使她走入歧途吧?嘿!可怜的让-雅克啊,你自由自在地去爱吧,心安理得地去爱吧,别担心你的叹息会有损于圣朗拜尔。”
说到这里,责怪我有那么多矛盾的人们一定又要怪我自相矛盾了。我曾说,社交场中的闲逸使我感到社交场不可忍受,而现在我倒恣意干闲逸而追求孤独的生活了。然而,我就是这样的,如果其中有矛盾,那也是大自然的过错,而不是我的过错;实际上这里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所以始终是我。社交场中的闲逸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是被迫的;孤独生活中的闲逸是愉快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出于自愿的。宾客满堂时,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无所事事的。我得呆在那里,钉在一张椅子上,或是直挺挺的象个哨兵那样站着,不动脚,不动手,不敢跑,也不敢跳,不敢唱,不敢叫,也不敢指手划脚,甚至连梦想也不敢。闲逸的极度无聊再加上受拘束的极度痛苦使我不得不注意听所有的傻话和所有的恭维,并不断绞尽脑汁,以免失掉机会,轮到我时也把我的哑谜、我的谎言插上去说说。而你们就把这个叫作闲逸!这是地道的苦役犯的劳动啊!
说也奇怪,凡是我所能说能做的一切,都仿佛注定要讨卢森堡夫人的不快,即使是在我最小心翼翼地要保持她的好感的时候。卢森堡先生接二连三感到的那些伤痛只能使我更加依恋他,因而也就更加依恋卢森堡夫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们夫妇俩是那么真诚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你对一个人的感情必然会扩及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元帅先生渐渐老了。他经常守在宫廷,因而就要时刻操心,还要不断地从猎,特别是他那司令部里公务的劳累,这一切都需要有个青年人的精力才成,而我已经看不出他有什么必要继续费那么多精力去维持他的职位。他的官职将来都要分散出去,他的家支在他死后也就要绝嗣,他的那种辛勤生活,主要的目的原是想在君主面前保持恩宠,荫及子孙的,现在还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呢?有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他诉说着宫廷生活的劳累,俨然是一副亲属凋零的人灰心丧气的样子,我就大胆跟他谈到退休问题,向他提出当年西尼阿斯给皮洛斯的那个忠告。他叹了一口气,未置可否。但是卢森堡夫人一到跟我单独见面的时候,就气势汹汹地驳斥了我这个忠告,看来我这个忠告曾使她大起恐慌。她又补充了一个我感到非常正确的理由,使我永远不重弹这个调子了;她说,宫廷生活的长期习惯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需要,甚至在这个时候,对卢森堡先生说来还是一种排遣愁绪的办法,我劝他退休,这对他不是休息,而是一种放逐,在这种放逐生活中,闲散无聊、忧愁烦闷,很快就会使他精力衰竭的。虽然她应该看出她已经使我心服口服,虽然她应该信得过我,我既然答应了不再提退休的事,就一定能说到做到,但是我觉得她始终还是不很放心;我记得就是从那时起,我跟元帅先生个别谈话的时候少了,并且差不多总是有人来打断话头。
司汤达也没有少向卢梭学习。这不单表现在感情的强烈以及有勇气承认这些感情方面,如果没有卢梭这一先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就连于连·索瑞尔这整个形象也是向卢梭的《忏悔录》学来的。于连在木尔侯爵家的情景就是卢梭在古丰伯爵家的情景,一个对玛特儿的轻视非常生气,另一个则想博得布莱耶小姐的垂青。就象于连一样,卢梭也是以他精通拉丁文而使大家对地刮目相待的。
虽然戴莱丝拒绝跟她母亲结成同盟,她却为母亲保守秘密:她的动机是可嘉的,我不想说她所做的事是好还是坏。两个女人有了共同的秘密,总是欢喜在一起谈天,这就使她们俩越发接近起来。戴莱丝既心挂两头,有时就使我感觉到一种孤独感,因为我已经不愿把这样在一起的三个人看成是一个家庭了。就是在这时候,我痛切地感到我当初是错了:我没有在我们初结合的时候利用爱情所给她的那种顺从去培养点她的才能和知识,这些会使我们在隐居生活中更加接近,因而也就会把她的时间和我的时间很有意味地充实起来,不致使我们两人在对坐时感到时间太长。这并不是说我们两人对坐就无话可谈,也不是说她在我们一同散步时显得厌烦;但是,归根究底,我们没有足够的共同见解来构成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的打算从此只限于享受方面,而我们不能老是谈这种打算呀。出现到我们眼前的事物引起我一些感想,而这些感想她却无力理解。十二年的依恋之情不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了;我们俩太相知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彼此倾吐的了。剩下来的只有些闲言碎语、流短飞长、冷嘲热讽了。特别是在寂寞无聊中,一个人才感到跟善于思想的人在一起生活的好处。我倒不需要有这种学识就能从和她的谈话中得到乐趣,而她要能常常从和我的谈话中得到乐趣,倒需要有这种学识。最坏的是,那时我们两人想单独谈谈,还得找机会:她的母亲使我讨厌,逼得我不得不如此。一句话,我在家里很不自在。爱的外表损害了真正的情谊。我们有着亲密的接触,却不是生活在亲密的情感里。
虽然那时期我的尿闭症一到冬天就不让我轻松,虽然这年冬天有一部分时间我都被迫使用探条,然而,总的说来,那还是我自从居住法国以来最甜美、最安静的一个季节。在坏天气为我免遭不速之客的侵袭的那四五个月之中,我比以前和以后更能体味到那种独立、平稳而又朴素的生活,而越享受这种生活,我就越觉得这种生活的价值。当时我别无其他伴侣,只有现实中的两个女总督。想象中的两个表姊妹。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我日益庆幸我明智地采取了这个决定,不顾那些看我摆脱了他们的羁绊而不高兴的朋友们的叫嚣;当我听到狂人谋杀案的时候,当德莱尔和埃皮奈夫人在信里跟我谈到那种弥漫巴黎的纷乱和骚动的时候,我是多么感谢上苍使我远离了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啊!否则的话,社会紊乱使我已经养成的那个暴躁脾气,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只能使它更加滋长、更加乖戾的;而现在呢,我在我的幽居周围,只看到赏心悦目、甜蜜美妙的事物,我的心完全沉醉于种种温馨的感情之中了。这是人家让我过的最后的宁静的时刻,我津津有味地在这里记下它们的历程。在随着这个安静的冬季而来的那个春天里,就可以看到我下面要写的那些灾难的胚芽开始萌发了,在这些纷至沓来的灾难当中,人们将再也看不到这种间歌时间,能让我有工夫去喘息一下。
虽然天还很冷,甚至还有些残雪,大地却已经开始萌动了;紫罗兰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的苞芽也开始微绽。我到的当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在毗连住宅的一片林子里就听到了夜驾的歌唱。我矇眬地睡了一阵之后醒来。忘记了已经迁居,还以为是在格勒内尔路呢。忽然一阵莺声叩动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首先关心的就是我对周围的那些乡村景物的印象如何。我先不安排我的房间,而是先出去散步。在我的住宅周围,没有一条小径,没有一片修林,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块僻壤,不是我在第二天就跑遍了的。我越观察这个媚人的幽境,就越觉得它是为我而设的。这地方僻静而不荒野,使我恍如遁迹天涯。它具有那种都市附近难以找到的美丽景色;你突然置身其中,就绝对不能相信这里距巴黎只有四里约之遥。
虽然我受到了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总算避免了我在避难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没能避免公众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师们的嘀嘀咕咕。自从法国向我发动攻击以来,谁要是不至少给我一点侮辱,就不能显得是好样儿的,人们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样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赞成那种做法。讷沙泰尔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集团,首先发难,企图策动邦议会来对付我。这个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就去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立刻禁了我的书。他是一有机会就要不客气地对待我的,他透出话风,甚至明白直说,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里,人们也是不会容忍的。牧师们在他们办的《信使》杂志里塞满了荒谬言论和最无聊的伪善之谈,这些言论,尽管使头脑清楚的人为之齿冷,却也煽动了民众起来反对我。但是听了他们那些话,我毕竟还该感激涕零呢,因为他们能让我在莫蒂埃住下来,也算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恩典了——实际上,莫蒂埃是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以外的。他们恨不得用品脱量空气给我,要我付高价来买。他们要我感谢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我的,也是他们不断努力要给我剥夺掉的。最后,由于他们办不到这一点,便在尽力损害我、毁谤我之后,拿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个功劳,向我夸示他们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我原该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们生起气来,并且荒谬到决心不到讷沙泰尔城里去,还把这个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他们的态度,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终是受别人推动的。我若注意到他们的态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们了。再说,那批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地位、权力和金钱的人,连做梦也想不到对才智之士应该有所尊重,想不到谁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丢自己的脸。
虽然我写这部作品已经五、六年了,写得还是不多。写这一类书是需要沉思默想的,需要闲暇与安静。而且,我这部书是悄悄地写的。我不愿意把这个计划告

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 曹操杀杨修的典故,

“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不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 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 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不会真演一场《窦娥冤》吧?”
“不仅好玩,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 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不是‘连锅儿端’吗?”
“不是抄来的?”我说,“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不说了,闭眼睡一会儿吧。”
“不脱,给他开瓜(扒光)!”
“不脱就叫他自作自受吧!”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不知死的鬼,梦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陆鲁山,甩过了话来,“依我看,无论你过去 是龙还是凤,都准备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当一辈子‘地球修理工’吧!”
“部里工作需要我!”
“采访。”
“采访什么地方?”
“常看报纸吗?”
“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
“唱支《船夫曲》吧!”
“抄家了吗?”
“出不了!”我说。
“出于爱才?”